火锅里的码头文化
“师傅，去五里店黄泥村。”
3月12日，结束了重庆合川、北碚两区的堪景后，我回到市区时正值饭点，于是打上一辆出租车准备去网红店黄姐火锅。
司机师傅一听就乐了：“去吃火锅吗？”
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“外地人都去打卡嘛！”
“那么……‘黄姐’好吃吗？”
“肯定好吃嘛！”他答得爽快。
在写纪录片《嘉陵江》有关码头文化的这一集里，我专门提到火锅的起源。重庆气候潮湿，为了驱寒祛湿，纤夫农夫等体力劳动者就地取材，在几块石头上架起灶，燃起火，烧沸开水，将红红的大辣椒、花椒等放入沸水之中，把食物烫熟之后食用，便形成了火锅的雏形。
两天前，拜访川江号子传承人袁琦时，他跟我提起小时候在朝天门码头“放滩”（游泳的意思），跟小伙伴游回岸边后，常会跟码头上的船工纤夫呆一会儿，看着他们架锅烫一些下水吃。
“重庆火锅这么出名，其实最早是船工的吃法。”他告诉我。
据说在清代末期，重庆南纪门川道拐的杀牛场宰杀牛羊时，会把牛羊的内脏扔掉。住在附近的贫困纤夫们，将这些牛羊内脏捡来煮上一锅，名为“水八块”。
而重庆火锅之所以是九宫格，跟码头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说朝天门码头，它位于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，每天都有大量的物资随水路而来，码头上聚集着南来北往的人。附近店家在火锅中放入一个“井”字型的格栅，不同的陌生人就坐在一起，使用同一口锅，吃着自己格子里涮的菜。久而久之，这种吃法被保留下来，它有一种江湖格式在，不拘小节，豪爽耿直。
现在，火锅成为重庆的城市名片之一，但我并不想仅仅从美食的角度去拍它。可在纪录片《嘉陵江》中如何将火锅与码头的关系展现出来？在什么样的场景中拍摄？又是谁在吃火锅？我带着这样的疑问，借着堪景的名义前往黄姐火锅店。
黄姐火锅店
在重庆，大街小巷坡上坎下都开满了火锅店，之所以选择去“黄姐”看一看，是因为当地朋友告诉我，不同于连锁店的标准化，它的江湖气还在。当天运气好，我竟然没有等位，在一堵墙前，支起一张折叠桌，坐在一张塑料凳子上。
“牛肝、卤肥肠、猪黄喉、鸭血、老豆腐 ……”我装作熟客的样子，根据朋友发来的信息，报上菜名。
“要得，要得。”记下菜单的大姐麻利地招呼起后厨。
当创作要“接地气”成为一种方向，使我对“美”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。那些肥肠、毛肚盛在一个个小小的不锈钢盆碟里，身后是用蛇皮袋拉起来的墙围，我坐在这样的火锅店里，竟吃出一种感动，那种看似不和谐的搭配，却刻满生活的痕迹，透出一种自信与不想改变的倔强。我写水运，写码头，写的是变迁，但总有某种不变的东西，而这些不变的内核和基因，才是让我更想在纪录片创作中捕捉下来的。
重庆朝天门码头
我多么希望能请到过去航运社的船工们聚在一起，在江边一间四壁空空的屋子里，涮着火锅聊嘉陵江上的往事，屋里有一扇面江的窗，能让人看到江水奔流，过往如烟。
